《铁蹄下的九江》刊登在《南海同乡会会刊》，民国29年（1940）10月10日出版。作者署名“关绍祖”。九江沦陷后，曾携眷避居龙山，偶尔回乡，发现已经不能居住，后寄寓香港。作者从维持会之组织、文化侵略、经济侵略、交通状况等方面，记述了日军占领后的九江。特别是作者在记述交通状况时，有一个细节可能是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。当时的每班汽车上，有日军一人，佩带手枪。可见，日军的统治已经限制到了民众的出行自由。（以下原文摘抄自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，由于部分文字模糊，以括号代之。）

　　【维持会之组织】日军占据九江后，即组织治安维持会，以防反动。委任岑某为正会长，谭某副之。各方亦分别设立。朱某为东方维持会长，关某为西方维持会长，曾某为南方维持会长。吴某为北方维持会长，另设四方协防办事处，以总其成。委关某为主任。并在东西方设警察局，委朱某为东方警察局长，蔡某为西方警察局长。惟全镇之最高统治权仍握于日军之手，作威作福，气焰逼人。维持会长及警察局长不过供奔走之役，与傀儡无殊也。

　　【文化侵略】日军为实施奴化教育，计特将原日区立第一小学校址设立日语传习所（即儒林西路郑家祠），强逼商店每间派一人入学，免收学费。复在墟场当众地方广贴标语（如日华亲善、建设东亚新秩序）字样。凡公共场所每日派人演讲，籍以麻醉人心。复施行毒化政策，大开烟赌，广设娼寮。昔日之道光学校及中江后便民房，均变为烟馆赌场妓院矣。

　　【经济侵略】市上各种货物，以日货为多，如海味、油、火柴等物更盈溢于墟场。日军除推销日货外，史发行军用票，强逼商民使用。规定军用票一百钱仲计省毫券二元。又设各种捐税机关，以剥夺资财。至金融方面，更为纷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之大洋券，市面通行农民银行之大洋券，则价较低折。省立银行之银毫券内有将大洋券改用者，有券面刊印荔支诸国者，市价最低。市立银行券之长方形者，市面多拒用。乡民生活受种种经济逼迫，其痛苦不可以言语形容也。

　　【交通状况】江佛路照常通车，惟经过澜石海与（）甲海，则改用民船架（浮桥），以便汽车经过。汽车由福大公司承办，每日分上下午两次开行，每次开车三四辆，车上有日军一人，佩带手枪，以为保护。由佛山到九江收军用票八十钱。凡由附近乡村往佛山办货者，必经江佛路。故乘车人数甚众。惟货物来往须缴保护费方准通行。

　　【劫灰余烬】九江墟上由品芳至晋城及由品栈至富益之铺户，概遭焚毁。查东海由兴福里至大板桥，西海由万寿街至曾大学堂之房屋均付一炬，断瓦颓垣，伤心惨目，盗贼更为猖獗。凡无人看守之屋，洗劫一空。除掳人勒（）及抢劫家私外，更拆毁人家屋内木料，纵或有人看守，亦难阻止昔日之琼楼广厦今已荡然无存。

　　《沦陷后之烟桥》刊登在《南海同乡会会刊》，民国29年（1940）10月10日出版。作者署名“何古愚”，曾任南海县教官（以下原文摘抄自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。）

　　烟桥乡属县治第六区，人口约八百人，尽何姓聚族，为乡贤何（楼园）先生之故里，自廿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沦陷后，丁壮四散，留乡者不及半数。该乡住民，向从事蚕桑，谷石毫无积储，加以道途梗塞，米食来源，久告断绝。间有由九江官山等处贩运接济者，亦极感困难，因此米价升昂，每斤大洋壹元。然独幸乡民将桑基改种杂粮，粮食尚不至全断。乃近半年来，鼠耗特多，杂粮亦告失收，乡民因而饿毙者，亦时有所闻，其灾情之重，真惨不忍闻。现此等灾民，函盼政府及各慈善机关迅予拯救云。